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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位:以传统文化的“中道”智慧推动经济学发展

时间:2017-04-05 16:44 来源:人民网(2016年05月31日)作者: 杨正位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今年5月17日,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包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等多方面内容,对于经济研究方法也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皆源于欧洲,客观地看,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仍需中国人敞开胸怀、不断学习。然西来之学水土不服、生搬硬套的现象不时出现,因其理论来源于西方的经济生活现实,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不符。如何将西方经济学“本土化”,创造性地吸收和转化,何廉、高鸿业、林毅夫等几代人作了有益尝试,但仍待后继者的持续努力。

  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概念侧重于“单面”,往往执其一端、不及其余,如讲市场时轻政府、讲效率时轻公平、讲需求时轻供给、讲内需时轻外需、讲理性时轻非理性、讲利时轻义……种种现象不一而足,可能偏离实践,误导政策,影响“致用之学”的声誉。但是,若以中华文明的中道解之,则对立的二者甚至数者,是相辅相成、阴阳互动、对立统一的,就像一幅太极图,从一个个孤立的概念,变成一个个生命有机体,让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智慧里“活”了起来。

  笔者认为,如果运用中道方法,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对立概念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释。比如,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方法要有“度”、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可能有一个黄金分割点、经济安全和扩大开放可以有机统一、每一种经济理论的解释力可能有其优势和不足。经济理论中的各对关系,在经济现实中作用的比例关系有所不同,有的可能三七开,如政府与市场、公有与私有、垄断与竞争、公平与效率、保护与自由、非理性与理性等,后者应是主流,二者接近黄金分割点。不少关系可能是对半开,如宏观与微观、供给与需求、规范与实证、投资与消费、德与财等。而且这些关系变动不居,因时而化、因地而移、因国而变,逾淮为枳,自然规律。究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对半开好?都得结合实际与国情,把握好“度”。还应看到,经济生活中不少关系不是两两对应,许多是多重关系交叉,如改革发展稳定、投资消费出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情况更为复杂,“度”也更难把握。

  从实践来看,38年来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主题是“放活”,即扩大市场作用,从承认有作用,到“基础”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政府既要简政放权,也要行为规范和服务到位。公有和私有的关系,是此消彼长、发展混和多元经济、增强经济活力的过程,至今仍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深化国企改革、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宏观和微观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微观主体过少、不活、创新不足,宏观既有计划控制后遗症、管得过多过死的因素。今后,“宏观要稳、微观要活”将伴随经济转轨的始终。竞争和垄断的关系,扩大市场竞争、保障竞争公平一直是主题,恶性竞争、过度竞争、低价竞销、产能过剩始终与政府行为纠缠在一起,减少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的双重任务仍然很重,企业需要转向成熟市场经济的错位竞争、品质竞争、理性竞争。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从初期的重效率、扩大差距、增动力、增活力,到今天的效率公平并重,更加注重公平、更加关注缩小贫富差距,包括城乡、地区、行业、人群、代际等差距,建立一个机会更均等、结果更公正的社会,走出传统社会的治乱循环。保护和自由的关系,是减少保护、扩大自由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产业有竞争力。规范和实证的关系,是减少争论、减少空口号、增加实证、增加数据的过程,当前也到了需关注规范的阶段,更应重福利与公正。义和利的关系,已实现了从轻民财、私财的社会风气,到重财、重民富的大转折。

  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中有大量运用中道思维的生动案例。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二元”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中国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不光计划与市场、价格双轨制是二元,城乡是二元,特区与非特区是二元,对内与对外是二元,政左与经右是二元……针对历史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一元化体制,二元式改革有其现实合理性,也体现出高超的改革智慧,“一分为二”、“做好增量”、“以新带旧”也许正是当时的高明之处。从旧体制中长出一个新的、有活力的增量中国,并与存量互动、博弈,诞生出一个新体制。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各种试点改革、价格双轨制、混和所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无不体现了这种中道智慧。

  经济学常被看作“两难选择”的学问,有选择就有所取舍,就有机会成本,需要两难中拿出最优或次优,中庸之道由此彰显。经济学的中道思维,需要“去完全”、“去纯粹”、“去单极”,避免成为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死”的“文物”,而应成为多方兼顾、活的“生物”,是有灵活度、有弹性、可调整、动态式的有机体。实践中的折中方案往往更接近最优,滑向两端的激进主张常与最优无缘。经济学者的想法若植根于现实,“中庸”则更“中用”;若想毕其功于一役,偏好彻底改变,不愿零打碎敲、修修补补,往往走向反面。所以对于经济生活中的对应关系,应把握好度,回归常识与现实,认清当一方转向另一方时,往往不是非此即彼,不是一方排除了一方,不是一面消灭了另一面,而是相对关系的变化,就象阴阳互动的鲜活“太极图”。

  经济政策、经济实践事关国计民生和成败利钝,自当取法乎中,立足经验常识。笔者认为,经济生活的中道思维,亟需一分为二看问题,避免自以为真理在手,居高临下地否定其余。凡事皆有两面或多面,好坏同体;假以时日,优劣易位,更需善加调整。增长速度太高太低,收入差距太小太大,改革太慢太快,干预过度和监管不足,开放不足或过度,金融落后和发展过度,工资、物价、税率、利率、汇率太低太高等,都不太好甚或有害。经济学的中道思维,还要用事实说话,早日跳出概念之争,破概念之执。我常对一些争论感到迷惑,深感罗伯特议事规则之必要,经常看见争论双方都在概念上做文章,对实质、现实了解甚少,两方甚至立场、观点都一样,只有度的区别。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发展战略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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