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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哲:人类文明竞争演化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国家战略构建

时间:2017-03-27 08:52 来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作者: 何哲

  摘要:当前,中华民族整体上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关节点,就中国本身而言,其发展经历了系统性的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后,正在处于整个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新的国家治理形态的新的历史阶段中;而从外部而言,从技术角度,人类社会正在处于一个有史以来最为重大的技术转型与新阶段,其意义甚至远超于工业革命的意义;而从世界政治态势而言,整个世界政治态势的发展与演化亦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在这样的重大历史关节点,中国必须要构建一个完整的国家战略体系。其中的关键,是依然要清晰地明确人类文明竞争的基本原则,才能不被各种具有不同价值与利益导向的思潮所迷惑,失去正确的战略方向。本文指出了人类文明竞争演化的基本原则,分析了当前世界格局的新动向,提出了整个中国国家战略体系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人类;文明;竞争;国家;战略

 

 

  当前,无论从中国本身的内部发展阶段来看,还是从世界整体局势来看,中国无疑都处于一个于内于外都极为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上。从世界来看,当前整个世界存在着三个重要的趋势,首先人类处于科技演化的重要历史节点,以网络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宇航、生物、基础物理等一系列为典型代表成果的科技突破,标志着人类正在经历自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历史性变革之中,人类正在进入新的技术时期。而从世界格局而言,工业革命时期奠定的以欧美体系(核心是英美体系)为世界规则主导的格局正在发生裂解,一种围绕着不同文明体系的多极化竞合的新格局正在趋于形成。而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新的技术和新的政治格局,都标志着传统的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人类格局正在改变,则人类正在进入新的历史演化阶段。
  而从国内而言,经历了建国后三十年的整体国家经济基础与政治结构构建的过程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使得中国的总体经济科技实力极大提升,当前一方面,正在处于新的以四个全面为核心、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新阶段,标志着整个国家也在面临新的历史阶段;而另一方面,新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体系依然对传统国家形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改变,重新塑造社会经济的同时,也提供了极好的对发达国家“弯道超车”的有效路径。而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国在一个重新构建国际格局的形势下也拥有了在新的世界体系内发挥重大作用乃至促进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机遇与责任。因此,在当前,必须要针对国内外的发展状况,构建有效的国家战略体系,从而形成在宏观意义上的整体国家目标和原则。而这就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演化规律进行分析提炼,从而更好的为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这一伟大使命。

  一、人类文明竞争与演化的三个基本原则

  从人类历史来看,就自有较为可信的历史以来的三千余年而言,整个人类历史的演化,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进行描述[[[1]刘忠世:《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多种划分形式及其方法论意义》,《河北学刊》,1994年第4期。]]。从主要工具的进步维度可以分为石器、铜器、铁器、乃至大机器工业、电器时代等时代;从社会主要生产方式的演化而言,可以分为采集渔猎时代、农业时代、机器时代、信息化时代等;从社会组织管理结构而言,可以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等等。这些都可以来刻画人类不同的文明演化体系。当然,以上的不同维度是高度相关的,在大体的历史演化层面,存在着相互对应的关系,如封建时代就是典型的农业为主的时代,并对应着手工铁器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就是就对应着典型的大机器工业时代等。而从另一种维度来描述人类历史的演化,就是伴随着不同时代的历史历程,不同文明互相竞争与合作从而不断此消彼长并共同促进人类演化进步的历史。
  所谓文明,有很多种定义,有从文化角度,有民族角度,有从社会形态角度的界定[[[2]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而本文所称的文明,主要是指以民族为核心但又不拘于民族,所形成的具有共同的相似的血缘关系、个体特征、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社会规范,最重要的是具有共同的社会认同的一个社会共同体。而这一社会共同体具有相对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其既不等于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也不等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与地理国家,而是更多的具有广泛内部认同、联系和文化与传承的以实体为依托,以广泛影响力为拓展的一种人类社会的大的存在单元与集群现象。而从这个角度的文明体系来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就可以得到三个相应的基本的文明演化的规律。
  (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准则
  如果说一切文明演化的第一准则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生存本身。生存是一切文明自我存在、延续、发展的第一前提。这一点并无太多可以讨论的。但是,文明生存的根基是什么?文明生存的本能来自于哪里,以及生存本能的向上延续是什么,这是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
  任何文明,都是一个一个自然个体的人组成的共同体。因此,文明的存在状态实际是上是个体存在状态的整体集合。当然,个体的存在状态的简单加总和放大并不直接等同于群体的状态。当众多个体组成一个群体时,群体就会呈现出群体的自有特定[[[3]Delamater, J., & Ward, A. (2013).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Handbooks of Sociology & Social Research.]]。然而,这种自有特性,更多是在行为方式上的,并不能改变个体基本需求在群体的体现。因此,在整个需求结构上,作为个体自然人共同聚合体的文明本身也呈现出了类似自然人的需求结构。
  从个体的需求结构而言,现有的心理学和相关学科已经提出了大量模型,在其中,毫无疑问最基础的是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模型[[[4]Maslow, A. (1943).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 370-396]]。当然,对于马斯洛的需求模型有很多批评,这些批评要么是来自于误解要么是一种补充。根据我们的推理,实际上马斯洛的个体层次需求结构略加改造,也适合于整个文明的群体需求层次结构。

  



  对图1略做解读,马斯洛的个体需求最底层为生理需求,生理需求是对人欲望的满足,其最根本来自于对自身生存的满足。而马斯洛的第二层的个体安全在文明需求中亦表现为安全,个体层面的安全体现为对生存状态的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在文明层面的安全则体现为对文明整体生存延续发展的不受威胁的状态。马斯洛的个人需求层次里,社会交际需要为第三层面,体现为个人与其他个体发生联系的状态。在文明层面,同样文明需要互相的交流,一方面是在物质、知识上互通有无;另一方面是在交往中获取自身的定位,实现对自身状态的确认和对世界的认识构建。尊重是马斯洛的个人需求中的第四层,体现为获取其他个体对自身的认可、认同乃至羡艳的需求。而在文明中,则体现为其他文明对自身文明的同样的认可、认同、称赞、学习、向往的状态。最终,自我实现是个体与文明共同的需求最高层,对于个体而言,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也体现在两个层面,在较低的社会层面,体现为自身能力价值的充分展现和尽到应有社会职责的自我表征状态;而在最高层面的自我实现,马斯洛则用“高峰体验”来描述,表现为一种心灵上特殊的神秘主义与超自然主义体验。而在文明层面,自我实现则表现在本文明在更大的范围内,如世界范围内对全人类进步起到的积极做用和对自我文明责任的充分认知和表达完成。当然,与个体层次一样,文明需求层次之间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逐级递升,而是一个存在大体先后关系但是可以互相强化互相嵌套的关系。

 



  (二)竞争是文明生存的自然产物
  有了作为文明第一需要的生存基础上,则自然而言就产生了基于生存需要的竞争[[[5]Kennedy, P. (201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Vintage.]]。这种竞争本质上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最基础的文明生存与延续的对物质资源必需品的争夺;另一方面是来自于物质资源必需品满足之上的对安全和更高层面需求的满足。
  1.竞争的目标与对象
  作为文明的生存和延续,其基本的生存就首先要满足在物质层面的文明需要。这些物质层面的文明需要包括:空间、水、食物、能源与矿藏、科学与技术、劳动力与文明本身的人口延续,以下略作分析:
  空间:空间是文明存在的一切物理基础。对空间的争夺,也是文明竞争的最主要的目标和形式。空间既提供给文明自我生存与发展的位置场所,同时也是其他必要生存和发展资源的物理依托。因此,任何文明在其存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无一不竭尽全力去拓展其存在空间形式,并与其他文明产生竞争与冲突。在不同的人类发展历史上,对空间的争夺有着不同的形式,近代地理大发现以前,对空间的争夺主要体现在对陆上国土的争夺上。而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特别是工业革命后全球贸易的大发展和海洋的开发之后,空间的争夺拓展到对海洋的争夺上。二十世纪中后期,人类文明之间对空间的争夺进一步拓展到太空领域。进入二十一世纪,网络又创造了新的虚拟空间并深刻的渗透到现实空间中,文明对空间的竞争又进一步延续到网络领域。
  水:水是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的生理物质。水占人体质量的70%以上,人体平均缺水三天即可产生致命性危害。因此,在所有的物质必需品中,水是除空间外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在人类历史中,大量的冲突和文明的消亡都来自于水的竞争导致的,如人类历史上中东地区的长期冲突和争夺水资源密切相关,欧洲历史上著名的被称之为上帝之鞭的匈奴人入侵,就被认为是与当时中亚地区的干旱相关。而在今天,尼罗河流域、广大的撒哈拉地区、中东地区、恒河流域、中西亚区域等都存在着严重的为围绕争夺水资源的各种形式的文明冲突与竞争[[[6]Biswas, A. K., & Tortajada, C. (2010). Future water governance: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26(2), 129-139]]。
  食物:食物同样是人类发展延续的最重要的物资。人类的食物体系在不同时期产生了不同的形态。并深刻的影响到世界格局。从传统的产量较低的谷物、到美洲大陆引入的马铃薯、玉米、花生等,到新时代的各种新的农业技术,对人类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7]Arnold, D. (1988). Famine: social crisis and historical change. Basil Blackwell.]]。如欧洲历史上十四世纪的大饥荒和黑死病极大的改变了此后的欧洲历程,对科学的探索、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和对传统天主教的反思促成了此后文艺复兴的出现并此后深刻重塑了整个人类社会。近代以来,19世纪中期,马铃薯的大面积减产促进了爱尔兰人大面积的移民美国,为美国新兴的工业提供了高质量的劳动力和知识与财富阶层,极大促进了美国新兴工业的崛起和日后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家。进入到20世纪中后期,对农产品的竞争产生了新的升级,新兴的农业技术不断发展围绕着农业土地、农作物基因、种子、肥料的一系列竞争都在世界范围内开展。
  能源与矿藏:能源对人类的推动作用在近现代以来越来越重要,对能源的争夺也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竞争目标和形式。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发展,能源越来越成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载体和财富形式。一种观点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率先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除了制度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本土蕴含着丰富的浅层优质煤炭资源。而进入到20世纪后,石油日益成为最重要的能源资源,甚至一度成为最重要的财富象征和金融等价物。二战的爆发和进程,二战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和众多区域争端,都大量地与石油高度相关[[[8]Shaffer, E. H. (2016).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ntrol of world oil. Routledge.]]。进入到新时代,其他的能源如原子能等都成为了重要的竞争领域。与能源相关的是矿藏,准确的讲,主要的能源形式也是矿藏的一类。同样,矿藏支撑了人类对世界的改造的需要,也是文明之间主要的争夺对象。如冷兵器时代各国对铁资源的保护和争夺等,当代对重要金属资源的保护和竞争,都体现了矿藏对于文明生存的重要性。
  科学与技术:科学与技术是人类对物质世界运作和转化规律的了解与掌握。对于科学与技术的竞争虽然没有与资源、粮食的争夺那样直接与明显,但是却是实实在在贯穿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在近代以前的文明战争中,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对于工匠的保留和争夺。即便产生经常屠城的文明而言,同样也注重对于工匠的保留和较好的待遇。而在近代以后,对于科学技术的争夺则更为明显。在二战以后,美国、苏联均围绕德国的优秀科学家进行了直接的争夺。同时,世界各国也在科学与技术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经费。可以说,科学技术的竞争已经成为文明之间最为重要的竞争形式。甚至远超过对于经济活动本身的竞争。
  劳动力与人口:劳动力对文明本身有两个作用,一方面是提供最重要的人力资源,提供有效的产品和服务。这是从劳动力本身的物化属性而言的。另一方面劳动力本身就是文明的存在与延续的基础,这是从人口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而言的。因此,自古至今,对于劳动力的争夺一直都是人类文明竞争的主要目标。在人类社会的中早期,奴隶与封建时代,文明之间通过战争来直接掠夺人口从而提供有效的劳动力和人口持续发展。而进入到资本主义后,依然存在着对劳动力的贩卖和交易。进入到二十世纪中后期,对劳动力的竞争转换了形式,从直接控制演变为通过产业从劳动力相对缺乏的发达国家向劳动力富集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再通过全球贸易的形式,从而间接争夺劳动力。
  除了以上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源与技术进行竞争外,为了满足文明除了生存外的更高的需求。文明还在其他领域产生了多样的竞争。如在软实力方面对国际社会心理态度、意识形态的竞争,通过各种战略联盟、经济协议的方式对国际势力范围的竞争等,这都是对于空间、物质资源和人口等核心要素竞争的主要变体。其目的在于两个,一是进一步的在延伸对核心物质要素的竞争的延续,从而实现一个汲取物质要素的稳定的体系;二是通过这一稳定的体系,实现在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层面的更高的诉求。

  



  图2 进一步描述了一个文明的核心资源竞争与获取区域的层次,任何一个文明而言,特别是主要的较大的文明,其对资源的竞争和获取存在几个不同的范围和维度。首先是最核心的主权范围,在主权范围内,文明拥有最高的直接支配资源权力(当然,不同文明内部也有不同的资源征集机制,这就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了),这是对于文明的最核心和最稳定的资源要素保障。而在主权范围之外是核心盟友构成的稳定的资源协作区,在核心盟友范围内则通过交换或者调配等形式来实现盟友内部的资源要素循环。核心盟友外,就是相对不稳定的边缘盟友或者称之为势力范围的不稳定资源汲取区,在不稳定区域内,核心文明更多采取国家交易、跨国公司投资等形式来控制资源的获取渠道。而在此外,是更为广阔的世界体系,在世界体系中还存在其他的不同文明系统,在整个世界体系中,文明则采用多样的竞争形式来实现大的资源循环。
  2.文明竞争的形式
  以上探讨了,竞争是文明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直接结果和手段。而从竞争的形式而言,文明的竞争也存在着从简单到复杂,从暴力到非暴力的多样形式。这些从竞争的简单到复杂,表现为暴力争夺—暴力威慑—政治控制—市场掠夺—市场竞争—意识形态竞争—体系规则竞争等多种形式。
  暴力争夺:暴力争夺是最早、最简单、最直接但也是贯穿到至今为止的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竞争形式[[[9]North, D. C., Wallis, J. J., & Weingast, B. R. (2009).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从人类社会在早期阶段,不同的部落之间围绕着食物、领地的暴力掠夺,再到此后的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后的国家之间的暴力战争和国家与国家联盟的暴力战争,乃至最终人类获取了可以互相毁灭的暴力能力,人类社会通过暴力的使用而互相争夺生存资源的形态比比皆是,贯穿始终。之所以暴力争夺成为了最普遍的竞争形式,在于暴力争夺有几个典型的特点:首先是暴力的简单性,暴力是最容易组织起来的竞争形式,无论是先进文明还是落后文明,都可以组织起暴力行为,而且特别对于落后文明而言,更容易组织起暴力行为,从而实现对先进文明的侵袭。其次是有效性,暴力只要有效实施,在竞争中获胜,那么就拥有了对资源乃至空间的直接支配权,这是非常有效的。第三,是暴力结果的多样性,暴力的竞争不但能够实现对资源和空间的掌握,还可以达到多样的目的,如直接消灭或者同化竞争对手,实现对自身文明体系的支持。正因为此,暴力成为了人类文明至今贯穿始终且最基础的主要竞争形态之一。
  暴力威慑:直接的暴力使用虽然非常简洁有效,然而暴力的使用并不是没有缺点。首先,直接的暴力成本过于高昂,无论是自身的人员损失,还是对对手的大量杀伤,从而导致胜利后对占领地心理和失败群族支配的困难,都反映了暴力的成本的高昂,并且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直接暴力造成的破坏的成本呈现出越来越激增的程度,乃至于普遍的暴力成为人类社会整体无法承担的后果。其次,随着人类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进化,人类也自发的产生了对暴力的自我抑制,认为暴力本身是恶的和反人类的。第三,从最后的效果而言,直接的暴力往往对资源的争夺效果也并不是最好的。因此,文明间对暴力的使用,越来越倾向于从直接的暴力争夺,到相对间接的暴力威慑转变。所谓暴力威慑,是指确立暴力的能力和威胁但并不轻易直接使用,从而使得对手屈服实现自身对资源的占有意图的行为。相对于直接暴力使用,暴力威慑具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低成本性,由于不直接使用暴力,相对而言对文明本身的经济压力较小;其次是手段的弹性和多样性,暴力威慑可以有非常丰富的威慑层级和使用弹性,从基本的武力内部展示到外部武力炫耀到直接暴力威胁,具有很大的弹性;第三是使用场景的丰富性,在更多的场合中,都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暴力威慑形式。第四是效果的多层次性,在更多的场合中,暴力威慑可以起到比直接暴力更多层次的效果,其不仅仅是起到对物质资源体系直接的控制,对于对手的社会心理、意识形态、经济秩序、战略判断等都可以起到广泛的直接间接影响。
  政治控制:政治控制是指处于支配地位的文明对于被支配文明不采用直接统治的方式而是采用间接控制使其按照支配文明意志行事,从而服务于支配性文明的政治方式。政治控制是直接暴力使用和暴力威慑延续的结果,从人类历史发展而言,绝大部分的政治控制都是以暴力使用或者暴力威慑为基础,要么是通过直接的暴力占领随后建立附庸国,或者是通过暴力威慑从而实现政治操控;除了直接的暴力因素,政治控制也有意识形态和文明认同的因素,从而结合暴力使用和威慑形成了多元混合的控制模式。政治控制在人类文明的竞争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支配地位的文明和从属文明而言,通过政治控制使得资源源源不断的在整个文明联盟内循环和供应,从而提高文明联盟内的资源能力和生存发展。而对于大的文明体之间,则通过政治控制,形成了大的主要的文明集群,大的文明集群之间的竞争逐渐取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把人类整体的发展竞争水平推到更高的层面。
  市场掠夺:市场掠夺是指处于支配位置的文明对被支配位置的文明不采用直接操控政治和暴力掠夺的方式,而是通过产业配置,将被支配位置的文明置于自身的产业下游,成为主要的原料来源地和产品销售地,通过这种方式,间接的将被支配文明置于自己的经济依附,从而通过经济控制的手段实现对资源的掠夺。而市场掠夺与暴力掠夺、政治控制等不同的形式就在于,市场掠夺表面上看起来一切行为都是“公平”“合法”“合理”的,但实质上是支配文明加剧了利用了自己的经济优势通过对被支配文明经济碎片化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资源掠夺的目的。
  市场竞争:市场竞争主要是指非暴力形式的以经济产出物为竞争载体从而通过相互竞争以源源不断获取资源的竞争形式。市场竞争广泛存在于文明内部与外部的各个层面。对于文明内部的竞争,主要是激发文明体内部的主体动力促进更好的资源调度和运用,而对于在文明体外部的文明之间的竞争,则是要实现在主要文明体之间广大的边缘与中立地带获取资源和经济空间的目的。市场竞争具有几个特点:首先是非暴力性,市场竞争避免了直接暴力行为的破坏性;其次是高盈利性,市场竞争相对于通过暴力获取资源本身就具有更好的经济性和自身的盈利性。第三是促进内部的发展和创新性,通过市场竞争可以通过传递外部竞争压力给内部,从而构建良性的自我演化机制。第四是文明之间双赢的可能性。恶性的市场竞争可以摧毁竞争失败的经济能力,但是两性而平衡的市场竞争则具有了同时促进竞争双方文明提升进化的作用。
  意识形态竞争:对于什么是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非常多。但大体而言,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整体性描述和“什么是对,什么是好”的社会价值的核心观念的集合。意识形态是文明的精神内核,其最终决定了两个文明的在核心内在认同和价值体系上的区别。伴随着暴力的越来越大的破坏性,文明之间的竞争在更大程度上越来越体现为直接暴力转变为间接的暴力威慑并同时以广泛的意识形态竞争为主要形式。意识形态的竞争结果最终影响到对手的整体的社会心理和文明内在的凝聚力和认同。意识形态的竞争并不只是当代的产物,在人类历史上的文明竞争中,都广泛利用宣传和文明展示来打击对手或者巩固自身的文明体系。只是在近现代以来,由于国家疆域的相对固定和暴力的过度破坏,使得非暴力的竞争成为和平时期的主要竞争形态,意识形态的竞争也就越来越重要。可以说,意识形态竞争是单一文明竞争的最高形式。
  规则体系竞争:人类最高的竞争形式是规则体系的竞争。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核心区别是什么,一是整体的心理认同,这是在文明内部的个体与群体心理层面的区别。二是整个规则体系的之间的区别。这是贯穿在整个社会之中的。规则体系之间的区别一是在内在的价值体系,什么是好,什么是美,什么是对,什么是最理想状态?二是在对内在价值的外在表征和实现架构不同。三是规则演化有其自身的路径依赖和演化历史传承,这也构成了规则体系之间的区别。规则体系的竞争成为当今国际主要文明体之间的竞争形态,通过不同的规则将不同的国家民族凝聚成为若干大的文明单位,形成体系之间的竞争。并通过体系之间的竞争形成从暴力力量构建,到物质资源争夺到意识形态斗争的全方位的竞争格局。因此,人类最高的竞争,就是文明规则体系的竞争,是从整个竞争路径演化而来的。
  图3描述了以上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同文明竞争形式的演化路线。可以看出,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竞争的形式从简单的暴力争夺到文明规则体系的竞争,不能简单成从暴力到非暴力的演化,而应该描述成从简单的竞争形式到复杂的复合竞争形式演化。对于相对高级的竞争形式而言,实际上是包括了较低级竞争形式,是多种低级竞争形式的组合。文明之间的竞争形式就是这样从简单到复杂之间的演化历程。

 

 



  (三)合作是文明竞争演化的结果
  当明晰了竞争的意义之后,就需要更进一步来审视合作的在文明关系之中的位置。如前所述,我们认为,竞争是自人类产生以来文明之间关系的主要形态,其根源在于人类文明所具有的最根本的生存本能。但是文明的生存并不是只有竞争这一条唯一的道路。大量的合作关系也存在于文明之间[[[10]黄少安,张苏.《人类的合作及其演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文明间的合作具有多种形式,但无论何种形式,都是文明间竞争关系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文明间的合作可以分为两种,即文明联盟内的合作,文明联盟间的合作。
  1. 文明联盟内——应对外部竞争产生的合作分工
  在文明间,越来越多的呈现出以民族、血缘为主体的小的文明共同形成较大范围的文明联盟。在整个人类世界,形成了若干不同的文明联盟。而文明联盟外部之间存在着更为明显的竞争关系,而文明联盟内部则为了更好的保障整个联盟的安全,则形成有序的分工,通过这种分工来实现对外更好的稳固和安全。当然文明联盟的形成过程也并不是一个直接简单的建构式的过程,而是一个小的文明也在剧烈的竞争碰撞中形成稳定的内部联盟。所以,更重要的是探究文明联盟外部之间的竞争是如何走向合作的。
  2.文明联盟间——从竞争走向合作
  文明联盟间的从竞争到合作的关系也有两种基本的形式。一种是强势文明联盟对弱势文明联盟,由于强势文明的直接征服或者是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从而使得弱势文明成为强势文明下的子文明并成为更大的文明联盟。
  而对于相对势均力敌的文明联盟之间,则存在另外两种从竞争走向合作的路径和机制。一种是信息不透明下的重复竞争博弈产生的合作;另一种是信息透明下的回避竞争博弈产生的合作。
  (1)信息不透明下的重复竞争博弈产生的被动合作
  这种状态是指当两个大的文明或者文明联盟无法通过简单的暴力争夺或者其他控制方式实现一个对另一个的控制时,那么经过双方多次的暴力或者其他形式的竞争博弈后,都无法承担进一步的代价,那么双方就会达成进一步的合作协议,并形成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直到新的时机的出现使得一方或许可能通过破坏合作单方面取得更好收益时,就会破坏这种合作。从人类文明的竞争而言,这种反复博弈后取得的合作比比皆是,从商业上的两个商业巨头残酷竞争到最后形成对第三方的排他性联盟,到两次大战后,获胜方都意识到无法再承担同样的竞争损失,因此主动形成反暴力竞争的合作联盟,都体现了这种重复博弈后的合作机制。然而,重复博弈后的合作的最大问题就是合作是建立在已经投入大量成本之上的,是一种“废墟上的合作”。
  (2)信息透明下的避免竞争冲突的主动合作
  随着人类社会的越来越发展,信息从相对隔绝与相对稀缺分布的状态转变为信息在社会中的相对透明和相对丰腴。这直接改变了传统时代信息不透明下所采取的重复博弈后的合作的基本社会条件。在这种状态下,越来越多的文明之间可以通过有效的信息获取和沟通,从而提前预知和判断冲突的胜负和成本,并最终采取合作和对抗的策略。这就形成了人类社会第二种由于信息沟通和对称产生的避免冲突代价的合作机制。这种机制下,博弈双方由于充分预见到过度竞争所产生的代价将是双方难以承受的,在这种条件下的博弈对抗,即便最后分出胜负,胜者也不再有胜利的意义。这种情况经历过两次大战后更为明显,特别是在人类主要文明集团相继具有核武器后,则更为明显。主要文明联盟虽然存在普遍的对抗,但都主动的将对抗限制在有限的区域和程度实现间接的对抗。并且主要文明联盟之间通过构建更为直接的通讯连接和情报、军力通报与共享机制,实现对对抗策略结果的提前评估,通过这种方式来避免直接的对抗。在避免对抗的基础上,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则进一步促进了主动合作的可能。
  然而这种主要文明对抗之间的主动合作也是有前提的,这些前提包括,首先,各个文明联盟之间要有相互均衡的实力,从而保障一旦热对抗实施可以造成足够的破坏;其次,各个文明联盟内部具有稳固的可持续生存的基石,从而避免冷对抗所导致的一方缺乏自持性的自我崩溃;第三,主要文明联盟之间具有极为关键的物质与文化交互,从而形成密不可分的统一的物质、文化循环,一旦无论是冷、热对抗,均会对文明联盟产生由于物质与文化交互匮乏的重大损失。

  



  以上的分析,主要是从最简单的趋利避害的功利主义的角度来分析,然而这种分析却是对抗性的文明/文明联盟通向合作的第一步,当合作形成之后,则就更加内生性的演化出经济交换循环乃至社会意识的合作趋同形成的文明的合作融合多元。这就是合作以后更为广阔多元的路径演化了。

  二、当前人类处于历史的关键节点
  以上用了大量篇幅讨论人类文明演化的三个基本特征和内在动机,这是本文的重点,以下三章用略短的篇幅讨论当前人类社会和中国所处的时代位置以及中国的战略走向。从人类或者世界的角度而言,当前人类处在三个关键层面的历史演化点:科技、世界格局、社会。
  (一)科技演化的关键节点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自此走上了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二战以来乃至进入到21世纪,人类在科技方面的研究日新月异。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人类正在走入重大的科技突破点,这种突破点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工业革命乃至第一次经济革命形成人类社会的意义。具体而言,有以下若干重大的科技突破方向:
  1.生物技术的突破
  自二战以后,一系列的生物技术正在快速突破,基因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构建了整个自身和生物世界的基因密码,并正在逐一破解。脑神经科学的发展和对大脑的解构,使得人类正在逐步探索到意识领域。也就是说,人类同时在对相对客观的生物界构成和主观的意识形成都在进入到接近突破的边缘。
  2.物理学的突破
  二战以后,量子力学呈现飞速的发展,进入到21世纪后,一系列对传统理论的突破性进展如量子通讯、黑洞研究、暗物质都使得人类接触到传统理论研究的天花板,新的物理学的重大突破呼之欲出,人类即将走入对客观世界理解的新的殿堂。
  3.航空航天技术的突破
  物理学同时也有效支撑了航空航天技术的突破。人类发射的探测器已经正在飞出太阳系,新的推进技术也在不断探索之中。特别是近期NASA所发现的微波无工质引擎,极大颠覆了传统推进技术的认知[[[11]White, H., March, P., Lawrence, J., Vera, J., Sylvester, A., & Brady, D., et al. (2016). Measurement of impulsive thrust from a closed radio-frequency cavity in vacuum. 1-12.]]。标志着在通向外部世界的航程,人类正在触摸到关键点。
  4.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
  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最终产生了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是人类正在试图创造出自主的智慧。人工智能不仅对信息技术上,对生物技术,对人类社会,乃至对人类本身是什么的理解,都将极大的推进。
  (二)世界格局的关键点与挑战
  在经历过一战、二战和冷战后的大规模集团对抗后,人类进入了一个相对复杂多元的世界结构,然而在这样的世界结构下,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这就是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而围绕地缘和文明主体形成更为稳固多元的文明联盟之间的合作与对抗的结构。
  具体而言,包括几个大的文明体系,一是以美英为核心的传统资本主义海洋文明体系,目前依然成为主流;二是以欧洲大陆为体系的传统资本主义大陆文明体系,这一体系随着英国退出欧盟,显得更为稳固,同时俄国也部分从属于这一体系;三是以东亚文明为核心的东亚体系,形成相对稳固的经济贸易圈;四是以各种伊斯兰文明派别组成的相对泛化的伊斯兰文明体系。在这几种主要的体系之间,还有以南亚半岛为中心的印度文明以及非洲大陆国家群形成的几大文明体系的过渡地带[[[12]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版. 新华出版社.2002]]。
  而从这样的形势来看,世界格局从冷战的两大板块对峙,变成了若干大的地缘板块的对峙,并没有发展得如同西方一些人们想象的那样更为简单,而是变得愈加复杂。新的格局在不断稳固形成的同时,也必将产生在板块边缘的剧烈冲撞。
  

  (三)人类社会演化关键点
  当伴随着技术突破和新的地缘板块的形成的同时,由于网络社会的形成,使得人类社会又一次在全球化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领域形成了进一步推进的态势。网络成为一种超越传统物理空间的新的空间,其构建了人类社会内部新的社会组成结构。形成一种整合现实与虚拟,跨越遥远物理边界,跨越传统社会科层结构的新的社会形态。因此,网络社会学家普遍具有一种共识,即网络将开创人类社会新的历史形态和结构,网络时代,“人类的历史才刚刚开始”。
  一方面是网络不断的在弥合和拉近文明的距离,另一方面是文明之间新的地缘板块的清晰和内部认同的强化。在这两种具有相反所用方向的大的力量趋势下,在整合与板块之间,人类社会势必会产生新的冲突与演化,最终形成新的文明形态。

  三、中国所处的关键历史节点和挑战
  当世界在处于重大的历史关节点时,作为新的时代的重要文明,中国本身也处于重大的历史关节点上。这种关节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经济现代化到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
  新中国建国的六十多年以来,在不同阶段实现了不同的经济现代化目标,建国三十年其核心是通过国家力量实现工业化基础的构建,改革开放三十年则是通过市场竞争充分利用内外部两个市场,实现经济的快速全面发展。截至目前,尽管人均水平上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无论从主要工业制成品的产量还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中国无疑都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而当在不断推进现代化的过程的同时,社会内部的利益分配、社会内部认同的割裂和各种形态的社会对立,在不同的层面上则同样反映的愈发明显。这种愈发明显的内部矛盾则进一步反过来损害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均衡之间的有效协调,依然是当前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所以,这也正是从经济现代化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也就是要将不断发展的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有效分配到社会各个层面和各个环节,实现国家整体的现代化。
  (二)从技术追随国家向技术领先国家转型
  在人类面临着重大的技术突破的同时,主要文明国家也必然面对着同样的时间节点和压力。这一方面是主要文明国家内部的重大机遇和历史责任;同时,也是一种极为重大的竞争压力,即谁先掌握了更为先进的技术,则就有可能打破原有的力量均势,对其他文明就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基本处于技术追随和赶超的位置,然而,今天,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点,即全面的技术追随已经无法满足整个经济社会和文明发展的需要,也无法实现中华文明对整个人类文明向自然未知领域探索的责任。所以,中国必须要迈过从追随性国家向领先型国家的关键门槛。这种领先不仅是具有战略性科技研发比如重大能源项目、宇航项目、量子通讯、太空探索项目等。也包括广泛的应用性技术的全面领先,这其中也蕴含着要有一个庞大的社会市场应用体系给予支撑。否则就会陷入前苏联那样单纯发展战略性产业而导致国民经济失调。因此,这也包括全面的创新体制的构建,如知识产权制度、创新激励制度、人才培养制度等等。

  (三)从传统政治国家向新型文明国家转化
  所谓传统政治国家,就是指以权力本位为导向的国家,也就是通常所指的“官本主义”[[[13]俞可平:《官本主义引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政治学反思》,《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9期。]]。官本主义造成很多恶果,最大的问题就是造成整个文明的创新能力下降,难以适应复杂的文明竞争。官本主义的根源是长期几千年农业时代封建官僚文化在社会中的依存,是历史形成的产物和民族集体记忆,然而官本主义并不适用于未来的大的文明演化与竞争。因此,从官本主义向新型文明国家转换,也是当前重要的挑战。因此,当前中国文明的构建既要摆脱封建官本主义,也要摆脱西方资本主义。究其核心,是要依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为架构、以科学为判断、以公平为价值、以效率为引导、以人类责任为使命的新型文明体系。
  但无论怎样,当前中华文明都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关节点中,这种关键时点与世界的关键时点同步,并不是一种偶然,其意味着中国必然要在人类文明的演化进步中承担更为重要的使命与责任。
  四、中国国家战略体系的基本原则
  从当前来看,在看到世界与中国发展到重大关节点的同时,更要构建好自身的战略体系,从而始终在人类文明演化的大浪潮中承担好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就外部而言,主要的国家战略体系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存和竞争始终是中国国家战略的底线
  一种观点认为在人类重新走向大融合的时代,合作将压倒竞争成为主要的文明关系形态,所以要放弃竞争主动合作。这种观点是一种极为天真的观点。本文一开始就反复强调了竞争才是文明的主要形态,而其基础在于文明内在生存与发展的最底层需要。因此,对于中国而言,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对竞争的准备。而是应该时刻以竞争为核心,做好整个体系的内在力量构建。一旦认为可以不要竞争就可以换来合作,那么最终丧失的是整个文明内在的生存基础。而准备竞争则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基础:首先是完备的独立的经济社会体系的构建;其次是可持续性的科技创新与环境体系;第三是强大的对外防御力量;第四是具有根植性的文化自我认同。
  (二)合作是战略体系的延伸和主要形式
  在做好围绕生存基础的竞争准备后,合作则是竞争通向高端形式的具体表现。文明间的合作主要是实现三个目的,首先是信息的沟通,避免因为信息不畅导致一方的误判从而引起不必要的冲突争端;其次是形成有效的经济文化循环,对外环境的物质与文化的输入输出总是一个文明活力的重要来源,无论对于双方都是有用的;第三是形成在对边缘地带秩序的维护对未知世界探索的合力,无论是对于在地球上大的文明之间的边缘地带而言,还是对于整个人类在自然未知领域的探索而言,都可以实现大的文明体之间的合作。

  (三)共赢是战略的主要结果和目标导向
  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重大区别是合作会对双方都产生正向的收益而避免非合作所产生的零和收益或者双输收益。因此,在竞争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合作,其最终是要在大的文明之间形成保持自我独立生存下的共赢。使得形成正向激励性的文明竞合关系,而不是负向以破坏与征服为导向的文明关系。而为了实现这种共赢,要实现三个基本条件:首先还是自身自持性的经济社会系统的构建,而不是在合作中逐渐沦为其他文明的附庸;其次是较为强大的防御性力量,具有说不的能力;第三是具有能够合作的能力和资源,无论是科技还是人力、物力资源,否则也无法参与到大的文明合作中去。
  (四)共同构建世界文明新体系是中国的使命和责任
  人类最后的发展,注定是要形成新的世界文明新体系,这种体系既包括整个物质资源循环的体系,也包括对于人类社会秩序构成的体系。考虑到之前所提到的人类处在若干重大的历史关节点上,因此,这种新的体系将是呼之欲出的。因此,所有的文明应该到了想一想在新的体系到来之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如何更好的在新的体系中发挥作用的问题。就中国而言,能否在新的人类文明形成的前夜发挥重大作用,关键是在三个层面实现引领性的作用,一是在技术创新领域,打开局面,承担重大的人类技术创新的突破责任;二是在自身的文明构建领域,做出样板,构建出国家持续发展繁荣的有效案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如何进一步实现发展的有效案例;第三是全球传统领域和新领域(太空、网络)的秩序构建方面扮演好积极的角色和责任,这种责任最终还是体现在暴力控制、规则形成、利益分享三个领域的关键性角色。

  五、结论
  本文重点在于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着重分析了人类文明演化的三个基本原则,即生存原则、竞争原则与合作原则,本人认为,生存是文明演化的第一原则,其根植于人类文明最底层的群体性需要;而竞争则是普遍的文明现象,是生存原则的延续,本文并剖析了人类文明竞争的主要形式,发现从简单到复杂是竞争演化伴随社会演化的一个基本规律;合作则是竞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代价到高代价的结果。在此原则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当前世界文明演化的关键时点和当前中国的关键时点。最后本文提出了当前中国国家战略体系构建的四个基本原则即:生存和竞争始终是中国国家战略的底线;合作是战略体系的延伸和主要形式;共赢是战略的主要结果和目标导向;共同构建世界文明新体系是中国的使命和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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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俞可平:《官本主义引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政治学反思》,《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9期。

 

  (原文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研究员、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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