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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观点


作者:决策咨询部       来源:本站原创       单位:决策咨询部 发布时间:2014-09-28 11:25:55
今年3月出版的法国70后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震撼了陷入经济危机六年至今难以自拔的西方世界,启示人们反思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强调财富分配不平等必然导致制度危机。皮凯蒂是巴黎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不平等问题研究。他在书中回顾了工业革命以来收入及财富分配的历史,利用20多个国家众多研究人员精心收集的最新数据,尝试梳理出一部关于财富及其分配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矛盾的历史。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是贫富分化,必须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西方发达国家在收入、资本、人口、增长率等方面的历史数据分析表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1700-2012年),收入不平等在资本主义历史上长期存在、根深蒂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300多年的贫富差距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战前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并达到历史高点,一战到二战后的30多年时间里基于特殊原因而有所下降,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出现贫富差距扩大趋势,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又达到高点。皮凯蒂指出,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收入不平等,这就必须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寻找可能的解决问题之道。 
二、贫富分化作为一种长期趋势,在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皮凯蒂用资本/收入比作为分析指标进行动态观察,指出从18世纪以来主要国家资本收益率总体高于国民收入增长率。1910年德法英私人总财富大约是国民收入的6-7倍,1950年约为2-3倍,2010年再次提高到4-6倍。在20世纪初,美国收入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45%-50%,二战后到70年代不足35%,本世纪初再次上升到45%-50%。即使福利水平比较高的北欧国家和东亚的日本,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史过程。作者并试图将这一分析扩大到全球范围,强调各国发展有先后,实行的制度和政策有差异,但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是普遍的。这可以描画出一条“U型曲线”,既不平等在一个时期减少后紧接着在另一个时期增加。在财富积累和分配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将社会推向两极分化或至少是不平等的强大力量。
三、导致贫富分化的根本力量是投资回报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而相对缓慢的经济增长更容易扩大贫富差距。观察300年左右的数据,投资回报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长1%–2%。5%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而2%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翻番要35年。在100年时间里,有资本的人财富翻了7番,是开始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会扩大8倍。资本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很小的差距,在长期看来对社会不平等具有强大影响。根据不同时期的对比发现,经济增长较快时,如19世纪后30年和20世纪战后30年,工资上涨极大的改变了原有分配格局,这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有关,也与战争对资本的破坏、以及工会和福利运动有关;而经济增长缓慢时,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明显,这是因为在较长时期储蓄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继承财产的人只需要储蓄他们资本收入的一小部分,就可以获得比整体经济增长更快的资本增长。作者预测,本次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率放慢,从而有可能加剧贫富差距扩大趋势。
四、没有理由相信经济增长会自动解决分配问题,库兹涅茨曲线的乐观结论不能成立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断言,收入分配差距是一个倒“U”型曲线,贫富差距扩大只是经济发展前半期的现象,由城乡差距人口城市化过程等因素造成,到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贫富差距就会超越峰值而逐渐下降。美国学者福山据此提出,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展现了比计划经济更大的效率和创造力,同时能够避免了20世纪之前欧美国家发展初期的严重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平等现象。但皮凯蒂认为,财富分配的长期趋势分析不支持所谓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理论,20世纪一战到二战后30多年时间出现的情况仅仅是一个特例,是战争和大萧条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大规模再分配政策的结果。虽然存在某些趋同的力量,在某些国家、某段时间,这些力量还可能或占优势,但分化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重新占据上风。
五、多种因素决定财富分配状况,资本集中是导致贫富分化的决定性力量。科学进步、经济增长率、人口状况、通货膨胀、工会运动、税收和福利政策乃至战争等,都可能成为影响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的因素,但关键的因素还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收入分配不平等既存在于资本和劳动之间,也存在于资本和劳动各自内部。知识的扩散和人力资本的发展有助于总体改善劳动与资本的收入关系,但也会扩大劳动内部的收入差距。资本所有者也有劳动收入,但与资本收入相比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对不同收入来源与不同收入阶层的细化分析发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仅发生在50%中低收入、40%中等收入和10%高收入之间,10%高收入内部差距也是相当明显的。资本的分配总比劳动分配不平等,由此带来资本更大程度地集中,并通过代际传递加剧财富集中,使财富积累过程表现为贫富分化的过程。
六、应对贫富分化趋势,必须加强财产性收入调节。在不平等问题上长期存在两个“忽视”:一是片面重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忽视资本占有的不平等;二是片面重视工资性收入差异而忽视利润、利息、红利等资本性收入差异。这两个“忽视”的结果就是资本家躲在幕后,远离不平等问题的矛盾焦点,反而将技术人员、办公室职员、普通管理人员等推到前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实际上,收入越高,收入中资本性收入的比例就越大,最富有0.1%阶层的财富中资本性收入占有绝对优势。在分析收入差距时,基尼系数给出的分析是粗糙的,世界上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到0.1%的最富有人口手中,就像20世纪初期那样。即使今天,在号称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英国、法国、德国,国民收入中仍然有大约一成(8%-12%)来自遗产继承,与百年前的旧欧洲大致相当。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高,资本分配比工资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更高,财富分配将越来越不平等。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必须注重调节财产性收入。
七、可能的出路是加强资本管制,加大对财富征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过去30年不平等程度的严重恶化密切相关,危机不仅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沉痛打击富人的资本,反而在短短几年之后,最富有的人所占收入的比重就得以恢复并继续上升,贫富分化终于成为欧美世界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因此,当今野蛮生长的金融资本主义确实需要新的工具加以控制。皮凯蒂建议各国联合起来实行累进式财产税,征收相当于财富总额15%的资本税,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提高到80%左右。资本税的最高目的不是为社会国家融资,而是提高金融透明度和加强监管,终止无限增加的财富不平等。作者也承认,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收入实行高额累进税需要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条件,而这些条件又往往是不成熟的,因此可以在一国或一定的区域内进行尝试。
八、中国应重视收入差距问题,避免20世纪其他国家曾经历的种种波折。过去数十年,中国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但贫富不均问题同样存在,而且在未来数十年会日趋突显。据估算,20世纪90年代及2000年初中国财富不平等程度与瑞典相当,到2010年则上升到了接近美国的水平。中国非常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及过高的房价,似乎正在出现资本/ 收入比升高趋势,这种趋势可能因经济增长放慢而加剧。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公共资本比重大,约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据估算约占1/3至1/2)。如果公共资本能够保证更均等地分配财富和经济权力,促进平等和保护公共福利,将可以最终找到了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妥协与平衡,实现真正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公共资本在教育、健康医疗、基础设施等行业有着明显的优势,而在产业和金融领域的情况不那么清晰。传统的国有资产有时候既没有带来效率也没有带来公平,更没有带来经济权力分享,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不法挪用和占有。腐败算得上是最不合情理的一种财富不平等,所以把反腐作为当前要务是完全必要的。鉴于中国社会中的资产越来越庞大,对遗产继承和捐献实行累进税,并对资产征收年度累进税和公布相应数据,应是合理的选择。出于同样的考虑,也可以对房地产及金融净资产征收年度税。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 慕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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